二、鲜血染红的富贵
清廷在编撰二十四史中的《明史》时,曾经煞费苦心地大肆歪曲史实,自然不能允许有人私自修史,说出历史的真相。因此当得知湖州(今浙江吴兴)巨富庄廷珑私自聚众编史之后,处置非常严厉,株连极广,“明史案”也成为清代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。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,其中十八人被凌迟,数百人充军,江南一时人人自危,文坛和史坛自此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。究其根源,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,为了一己之私,将原本未必会引发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人寰惨剧,终致血染江南。
据印鸾章的《清鉴》记载:“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,名列参校者皆死,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。惟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圻,当狱初起,先首告,谓廷鑨慕其名,列之参校中,得脱罪。”而在《鲒琦亭集》二二《江浙两大狱记》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:“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,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……惟海宁查继佑(后改名为查继佐)、仁和陆钎,当狱之初起即首告,为庭珑慕其名,列之参校;故得免于罪。”
“明史案”先后被告发两次,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(陆圻亦曾在告状上附名),归安本地的知县吴之荣后来又再次告发。如果起初查继佐不举告,吴之荣也未必就会关注到此事,更无须因为担心失职被惩处而跑去附告(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),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。要说这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,向上反映也属寻常;可查继佐身为江南士人中的一员,竟然主动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,所为可谓极不光彩。庄廷珑不会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风险,只是不忍看到故国遭到清廷的诋毁丑化,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真相,因此才甘冒奇险,倾尽家财去修撰真正的《明史》(不排除其亦兼有扬名的动机),因此在具体操作时肯定会比较小心,能触及编书核心者,都是江南名士,汉人正统,还以为可以顺利完成,却不料晚明举人查伊璜(查继佐又名查伊璜,“伊璜”应该是其族谱名)竟能做到“大义灭亲”,将众乡亲全都送上了断头台。
在这场浩劫之后,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了重创,文士之中,唯有查继佐和陆圻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,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(“遂与吴某同列赏格,分庄氏籍产之半”——《眉庐从话》),并从庄家得到了“十余舟”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(“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、庄家具,约十余舟云”——《费恭庵日记》)。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,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,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,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,不知所踪;而査继佐却对庄家和朱家(庄氏的亲家)的器物照单全收,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,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“明史案”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。
庄、朱两家都是江南豪富,査继佐虽然仅得其半数家产,也已富甲一方,自此便过上了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。据《纪吴六奇将军事》记载:“孝廉(即査继佐)嗣后益放情诗酒,尽出其橐中装,买美鬟十二,教之歌舞,每于长宵开宴,垂帘张灯,珠声花貌,艳彻帘外,观者醉心。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,亲为家伎拍板,正其曲误,以此查氏女乐,遂为浙东名部。”显而易见,在“明史案”事件之后,査继佐的日子过得相当优渥,其经济来源或许便是出自那些尸骨未寒的死者。
在各方史料中,对“明史案”的细节描述略存出入,但查继佐在“明史案”中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,并在事后获利,却是众口一辞。然而金庸秉心有偏,为了谋求根红苗正、良好口碑,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,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,居然在《鹿鼎记》中把查继佐塑造成了正面人物、文字狱的受害者,还将其与顾炎武、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,将告密的丑恶行径全都推到了吴之荣一人身上。《鹿鼎记》影响深远,读过的人不计其数,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,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,指鹿为马,因此多为其所蒙骗,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。原本一段不光彩的先人劣迹,反倒被查先生巧妙地利用,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,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,在文字中暗讽时弊,这才招致灾劫。一个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告密小人,居然摇身一变,反倒成了慷慨激昂的反清义士,查先生的生花妙笔真是令人又敬又佩。
金庸不惜当众扯谎,也要美化粉饰查继佐的动机并不难猜。他曾公然宣称,自己的祖上是出自海宁查氏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,还曾在1995年二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“族叔”,称对方为“传宦族侄”,还说什么“据长辈所言,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,故我们应是本家。”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,今存《海宁查氏族谱》二十册,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“秉志允大继嗣克昌,奕世有人济美忠良,传家孝友华国文章,宗英绍起祖德载光”。从族谱中能够看到查良镛的序列,因此金庸自称出于海宁查家还是比较可信地。
据《查东山先生年谱》记载:“十四日,(查继佐)以痰喘故,拥衾危坐。夫人诞期将近,远迩姻族以次踵至……族侄嗣韩、嗣瑮以次供饮饵之事。”由此可知,查嗣韩和查嗣瑮均为查继佐之从侄。而由查氏族谱又知,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,查嗣瑮为查慎行之亲弟,因此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,查继佐是查良镛的族祖,这也正是金庸在《鹿鼎记》中竭力歪曲真相,甚至不惜指鹿为马,撒谎骗世,也要将这个向异族告密的无耻小人洗白的原因所在。
三、铁杆汉奸吴六奇
读过《鹿鼎记》的人,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。在书中,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、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,其爱国丹心和凄惨命运曾令无数读者深深感动。然而事实上,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、主动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,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,从无叛清复汉之念。吴六奇本是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,从军后立了一些战功,后被明永历帝亲授为南澳总兵,颇享富贵,可以说是深受国恩。顺治七年时,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广东,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,此后追随尚可喜东征西讨,四处剿灭明军残部,屡立奇功,后积功升为提督、少师兼太子太保。
据徐鼒《小腆记年附考》卷十七记载:“清世祖顺治七年春正月。戊辰,我大清兵复取韶州,明总兵吴六奇降。[考曰: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,后从王师征粤,官至提督,厚报伊璜。王士祯《文集》、钮琇《觚賸》、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、蒋士铨《忠雅堂文集》皆记其事,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,途中被执,献策从戎,积功至节钺。鼒按:诸君皆据传闻言之,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,踞大埔、饶平、程乡,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。顺治七年,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,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。《台湾外纪》、《行在阳秋》言之历历,安得谓乞丐迎降乎!《贰臣传》谓六奇丰顺人,少时乞食各郡,习山川险夷,至是以总兵降,请乡导大军,招徕旁邑自效,盖乞丐乃少时事,查、吴相遇,实在明世。旋附义旅,为桂王驰驱,后人讳之,而托言骤贵于兴朝,非实录也。附辨于此。]《查继佐年谱》引。”
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,金庸之所以颠倒黑白,硬将吴六奇这样一个大汉奸美化为抗清烈士,就是因为查家与吴六奇交往密切,一损俱损。吴六奇落魄时,曾得查继佐资助,降清后飞黄腾达,官至提督。此人不忘旧情,“厚报伊璜”,还曾助查家脱难。金庸对其大加粉饰溢美,原是出于感恩图报之心,倒也不难理解,然而为了小小私惠,就公然忠奸互易,歪曲真相,其做派实在令人难生敬意。
四、“查嗣庭案”文字狱
在《金庸传》中,老查对《清稗类钞》中一个捕风捉影的小故事大加渲染,说什么自己的祖上、满清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因为用“维民所止”一词命题,其中暗含影射,给“雍正”去了头,因而引出杀身大祸,查家也因之遭到了文字狱的清洗,将自己成功装扮成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代。
事实上,《清稗类钞》中的这个说法近似野史怪谈,根本不足取信,也很少有史家认同,却一直被金庸用来混淆视听,试图藉此遮掩其祖上查继佐向异族告密,出卖自己同胞的可耻行径。凭借着小说的巨大影响力,金庸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相,不知有多少人为其所骗。其实事实的真相很简单——清代有两大文字狱都与金庸祖上有关,一为“明史案”,一为“查嗣庭案”,只不过在“明史案”中,其祖上查继佐是可耻的告密者;而在“查嗣庭案”中,查家又成为屠刀下的受害者罢了。(金庸祖上是翰林院编修查慎行,据族谱可知,他是查嗣庭的堂弟,金庸曾误将其当作查慎行的亲兄。)
就“查嗣庭案”本身而言,内情也绝非如金庸所述。虽然查嗣庭确曾遭难,他与儿子被拷死狱中,死后还被戮尸,全家流放,连江浙两省的士子都受到株连,六年内不准参与举人和进士的科考,但这却并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。表面来看,事件起因是雍正因查嗣庭在主持乡试时命题不妥而降罪,稍稍沾了一点“文字”的边,其实个中内幕却是雍正意欲铲除国舅隆科多一党,而查嗣庭是靠溜须隆科多爬至高位,属于铁杆隆党,因此才成为雍正首先要剪除的羽翼,所谓的“出题不当”,不过只是个借口罢了。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,隆科多便被雍正处死。
显而易见,“查嗣庭案”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,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,与其它因讽刺满清、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着本质区别。至于金庸对这则可信度极低,史学界早就不加采信的野史谰言大加渲染,将这块早就无人问津的沉渣又翻起来,并且伪装成信史,煞有介事地推销给广大读者,其用意也并不难猜——无非就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,尽量要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,以便让人们产生“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,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”的错觉。
笔者少年时读《鹿鼎记》,便感觉第一章的风格与全书大异,甚至还有些多余,心中就觉得莫名其妙;直到长大以后,才领会到金庸的高明之处。就凭此一章,老查不仅歪曲了事实,将“明史案”的告密丑行全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,洗白了其祖上查继佐;更有力配合了“维民所止”的误导,为自己塑造了一个“文字狱受害者后代”的高大形象;同时更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旗人后裔身份,淡化了祖上曾任清廷高官的事实;更遮盖了他在小说中吹捧满清的不公正立场,实可谓一举数得。仔细回想一下金庸写的小说、评传和杂文,文字中对清初的几任皇帝(皇太极、努尔哈赤、顺治、康熙)都推崇备至,而从诛杀其祖上查嗣庭的雍正之后,便再无溢美之词了。
笔者对金庸的险诈心机十分钦佩,能够如此不着痕迹地塑造起自己的光辉形象,由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的后代,转眼间就变成了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人,轻轻松松就博取了人们的同情,可谓变被动为主动,手法堪称高明老辣。查先生能将岳不群“伪君子”的形象刻画得那样传神,果然并非幸致。
如果有人仍存疑虑,希望进一步了解此案的细节,请自行检索阅读陈伯良先生的考证文:“清代查嗣庭案本末”。
五、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
说起“查”姓,原是汉人姓氏,但起初人数很少。满清刚入关时,正白旗有一批姓“沙拉”的满人改汉姓为查,融入了查氏之中;而一些查姓汉人在为清廷立下功劳之后,又被恩赐抬了旗,成为了汉八旗子弟,这两个变化大大增加了查姓在中国的人数。据《满族汉姓对照表》记载:“[查] 老姓,包括沙拉氏,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(汉族)等。”显然认为如今查氏的主体以满汉融合者为主,与满族无关的查氏已经少到不值得记述的地步了。
说起汉八旗,并非一些人认为的,是把死忠于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,给个旗人头衔,在血统上还是汉人。为了永远骑在广大汉人头上享乐,清廷大搞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,禁止满人和汉人进行通婚,不过汉八旗子弟在入旗后,便获得了与满族这个统治族通婚的资格,与汉人反倒不能再行婚配,这也是满族统治集团从汉人中抽取忠顺精英,以壮大自身队伍,为自己增加统治助力的高明手段,成效极佳。在这种政策下,经过几百年的通婚和融合,汉八旗的血统与汉人渐行渐远,已经从实质上蜕变成了满人,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非常少,大多数所谓的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。
这种“满汉不通婚”的藩篱直至清朝落幕后才渐渐被打破,那些仅含有极少量汉人血统成分的满人们也开始大量与汉人婚配(一些人甚至干脆偷偷将户口改回为汉族),其血统中的汉族比例也逐渐回升。时至今日,满、汉两族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融合,很难再区分开来了。
金庸出生于1924年,比满清灭亡的1911年只晚了十三年,那时满汉间的融合才刚刚起步,大部分旗人还未开始与汉人通婚,金庸多半还是身具较为纯粹的满族血统,因此一些人将他视为满人也是基本准确地。不过有些人将金庸的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(即家奴),却是刻意的中伤诋毁,金庸祖上可是正宗而高贵的旗人。
当然,查良镛本人是决计不会承认这一点地,由于迄今尚无确凿的直接证据证明他的祖上曾经抬过旗,这也给他留下了狡辩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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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容青史俱成灰 楼主
2014-01-12 19:16
1楼
六、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
做为首告“明史案”的大功臣,查继佐得到了雄厚的经济回报,更重要的是,他因此而得到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赏识信任,被视为了“自己人”。其时满清入关未久,从江南地区吸纳部分文人、士族入旗,以壮大自身的力量,正符合其统治的需要,因此对于査继佐这种肯带头投效阶前,并且已经缴纳了“投名状”的江南名士家族,清廷通常都会大力笼络招揽。查继佐年过花甲,身体又不好,因此并未入朝为官,但他所在的查氏一脉却从此官运亨通,达官显宦层出不穷,成为当时最受满人宠信,与异族统治者积极合作的模范家族。
就查继佐本人而言,虽未入朝,但身份超然,俨然就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。据《偶然录》记载:“公应吴督之招,在两广署时,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。盖晋逸去后,即从军效力,积功谋任至此。知公至粤,遣使赍帛书为请,公赴之,晋郊迎百里外,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。”显见查继佐受到了两广提督吴六奇和潮州提督陆晋异乎寻常的礼遇,查家是当时“沾官气儿”的大族。
在康熙年间,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数人同时在清廷居官,查家一时风光无限。在《鹿鼎记》的楔子中,金庸曾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祖上“一门七进士,叔侄两翰林”,而翻阅整个查氏族志,查家在清朝一共出了十名进士和五位翰林,多出来的这六人便是与查继佐支系不同者。从这十五人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,虽然海宁查氏枝繁叶茂,查继佐所在支脉在其中只占小小一隅,但居官者却大多集中在他这一支,比例高得离谱,且大部分都集中于康熙年间,这应该便是得到清廷关照后的结果。换言之,正是靠着文字狱的首告之功,踏着江南士人们的尸骨向上攀爬,查继佐一脉在官场上的成就才能达到那样的高度。
自入关以来,满清对汉人一直防范打压,入关之初尤甚,因此在康熙年间,门庭显赫的汉人极少,查家能得到清廷如此的赏识信任,实属异数,由此也不难看出,当时查继佐一脉与满人的关系颇为密切,是当时积极迎合清廷的模范家族,很可能还入了旗,与满人进行了通婚等进一步的融合,清廷这才将其当成“自己人”,格外赏拔重用。
当然,仅凭查继佐告密一事和查家在康熙年间的显赫风光,尚不足以断言金庸的祖上曾经入了旗,然而只要细查他的诸部作品,其间蕴藏的那种露骨的倾向性便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点。在“满汉不通婚”的规矩下,抬了旗的查继佐一脉便不再与汉人通婚,在血缘上与满人则越贴越近,在历经两百多年之后,其后人早就以满人自居,金庸自然也不例外。
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,金庸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,以及他那些发表于《明报》之上的社论、散文、评传等作品中,大肆歪曲史实,竭力鼓吹满清入主中原的合理性,为清军入关拍掌叫好,更在多个地方隐晦地吹捧满人,贬低汉族,嘲讽反清复明之举,劝诱汉族百姓甘当顺民……种种表达让他露出了狐狸尾巴,让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他的态度和立场,也构成了查继佐一脉曾经入旗的间接证据。
对于老查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中掩藏的那些猫腻,笔者在“从金庸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生涯,看他的阴鹜虚伪和险恶用心”一文中已经进行了深入剖析,此间便不再赘言。如果说在写小说时的胡扯还可以托辞为“艺术需要”,那在本应严肃客观的史论《袁崇焕评传》中,老查却照样通篇胡言乱语,比在小说《碧血剑》中歪曲真相更甚,这种行径就很难再找到借口来狡辩了。